《生物多样性公约》日内瓦谈判告一段落,须与现实重新接轨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首次线下会议于3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开幕式上的发言让此次会议被寄予厚望。公约缔约方表示,希望推进一项在未来十年及以后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全球计划,即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然而,随着议程的推移,会议进展受挫,各方缺乏共识。即使在看似没有争议的问题上,草案文本也充满了括号——表示尚未达成一致。铺天盖地的会议和边会活动转化为疲劳,积极的基调滑向了沮丧。
在谈判结束之际,尽管有挫折,我们仍须着眼未来。下一次谈判将在6月内罗毕进行,之后将在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确定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我们不允许谈判失败。我们需要一个提振雄心的框架来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恢复和保护自然,从而在2030年实现自然向好的世界,在2050年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
那么,过去两周半的日内瓦会议带给我们哪些经验教训?
将会议初衷牢记于心
自然面临的重重危机将持续给人类带来破坏性后果。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扭转这一趋势的机会窗口正在逐渐缩小。然而,日内瓦会谈似乎被太多未达成共识的事项扰乱,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与现实的连结和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各方必须牢记事实,处理好现实问题。
各方还必须铭记受到决策影响的人。仅在2020年,至少有331名环境和人权卫士因保护其家园、土地和自然资源而丧生。民间社会组织和原住民代表在会议室外展示逝者的照片,连声疾呼“停止杀戮”,极其触动人心。
在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寻求妥协
区域谈判集团提出的许多论点都要求框架树立更有雄心的目标和指标,并通过财政资源、能力建设、配套工具和机制来支持框架的实施。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熟悉的“南方世界”和“北方世界”二分法再度出现,使谈判进展极为困难。对于历来有争议的议题,如资源调配、“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及数字信息获取和利益共享,共识尤难达成。
谈判代表们似乎应该意识到,达成共识意味着妥协。当然,达成共识并不,也不应该意味着赞同最低标准或最保守的选择。
建立切实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COP15结束之际,亟需一个雄心勃勃又切实可行的框架来指导行动,以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保障地球生命的安全。
IUCN已经强调过该框架必须解决的关键点(详见《COP15第一阶段举行,IUCN呼吁制定富有雄心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此之外,随着谈判推进,缔约方还应考虑以下问题:
●该框架应该补充而不是重复现有框架,且须真正具有全球性。框架应致力于解决生物多样性威胁,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形成补充,例如强调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相互联系。
●该框架中的全球行动目标应重点突出、简明且可衡量,以便监测实施过程,评估行动影响。
●该框架应做好路径规划,即明确现状和2050年期望达到的水平。行动目标应以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为基础,最终实现2050愿景。
●该框架应有条理清晰、连贯协调且富有雄心的成果目标,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相契合,并反映生物多样性的三个组成部分——物种、生态系统和基因。
●该框架的目标应在国家层面适用、相关且切实可行,从而能转化为具体的国家行动。
●该框架应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纳入其中,以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从而保障食物和水的供应,抵御自然灾害,获取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产品和服务。
●该框架应支持所有群体发声。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地方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妇女、青年和整个社会都应有机会各抒己见,并对框架目标和指标的实现做出独特贡献。
谈判须与现实重新接轨,不应再试图制定一个事无巨细的框架,反映各缔约方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而应造福更广泛的受众,而不仅仅是谈判参与者。框架应以简单清晰的语言,传达保护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一整套行动。
作者:IUCN国际政策中心主任 Sonia Peña Moreno
编译:陈思奇